第四版：文化
对于我，母亲是一部厚厚的书，需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阅读和品味，所以，如今我是读不懂、记不全的，甚至连形象也写不完整，只能记取点滴。就是这点滴也总觉得无从下笔，踯躅着几年下来了，母亲的视力又下降了些许，而我的笔端也还是干涸着。
每次给母亲打电话都说不了几句话，那头便匆匆地挂掉，我知道她是在给儿子省电话费，这头的我也似乎没什么好说的，既然一切都好还要说什么呢？可母亲那不完整的形象也还是在无眠的夜里、在半梦半醒之间出现，请让我写下来吧。
母亲是1961年的初中生。据说当时她学习成绩不错，可家庭成份高、生活困难，吃不上供应，就被迫放弃了学业。下学后，她在村里做过会计，干过小学代课教师，后来有了我，便不得不放弃了这些她喜欢的工作。
母亲特有文艺细胞。她曾是村宣传队的骨干，据村里人说，她曾反串歌剧《三世仇》里的虎儿，演到动情处，唱的台下观众呜呜地大哭。我也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她还抱着我的音乐课本一句一句地练简谱，学唱《我是一个粉刷匠》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等歌曲。后来随着家庭负担的加重，她竟没再唱过。
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。她三十多岁起便带着我孀居在姥姥家，担负着繁重的农活和家务，不管家庭如何变故，生活多么困难，她竟无半点退却。
我上高二那年，舅父忽然去世了，家庭重担一下全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，五十六岁的她一边照料瘫痪在床的姥姥，一边独撑起破败的家。我本想辍学回来与她一起支撑家庭，却被她严厉地制止了。母亲要我好好学习，说考上大学才是对她最有力的支持！
1998年，我终于考上了河南一所不出名的学校，当略带愧疚的我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母亲手上的时候，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，竟微微地颤抖起来，浑浊的眸子里也充满了泪花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动情。
接下来是紧张的忙碌，筹措学费，赶做被褥，购买生活用品等等，她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，嘴边也常挂着微笑。终于盼到上学的那天了，她凌晨四点钟就起来为我检查头天晚上已打点好的行囊，一件件地重新整理，生怕落下什么，然后烧火做饭，忙上忙下，屋里屋外地跑着。我本想说她两句，让她不要如此着忙，可看着她兴奋的微微发红的脸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我上大学的三年，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。姥姥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需要人常年照顾，由于照顾姥姥，耽误了农活，地里的收成也不好，我上学还需要那么多的花销，可母亲顶住了各种压力，始终微笑着面对生活。每次我回来，家里都收拾得停停当当的，屋里丝毫没有长年瘫痪在床病人的难闻气味。她自己虽然削瘦，眼睛也更加浑浊，精神却满好，里里外外地忙活完了，便坐下来跟我讲家里的“趣事”：姥姥怎样像小孩一样，半夜里要糖葫芦吃；最大的那片地是怎样浇上水的；那么多的玉米棒子是怎样用人力车拉回来的……在她嘴里，所有的难活、累活都成了趣事、乐事。我有时听着听着不觉落下泪来，可她却笑着说我这么大了还女孩子气。我回家的那些天，总是母亲最高兴的日子。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听得我都累了，她却仍精神抖擞。
2000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凌晨，姥姥无声无息地走了。母亲叫醒沉睡的我，默默地为姥姥梳头、洗脸、洗手、穿寿衣，我在一旁抽泣的打不成下手，她抬起通红的眼睛正告我:“要坚强！”
天亮了，乡亲们都来了，她也把殡仪车叫来了，我们就那么默默地送姥姥上路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雪，地上、树上、房子上，一片银白。母亲灰白的头发上也别了一朵小小的白花。那年是小尽，第二天便是除夕。按照习俗，中午是要祭祖，请祖先们回来过年的。母亲一本正经地穿戴整齐，摆好供品，手捻长香，倒身下拜，我赶紧出门点燃鞭炮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里，我听到了母亲悠长的哭声……
终于大学毕业，也终于找到了一份安心的工作。我曾经劝母亲，不要再种地了，不要再从事那繁重的农活了，可是她执意不肯，说：“老百姓不种地干啥？”看着她浑浊的眸子里溢出的坚毅的光，我知道，我拗不过她。